一、1953年夏我们总结了各地法院处理劳资案件的经验
在进行此项工作中，重点抽查了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沈阳四个市人民法院及华北分院在1953年上半年所处理的劳资案件中的187件。从抽查的结果来看，上述法院对这些案件的处理：绝大多数是正确的，但也有少数在执行政策上存在着偏“左”或偏右的现象。
法院受理劳资案件历年显著增加：北京市人民法院1951年下半年度收案299件，1952年下半年度收案830件，增加2.7倍。上海市人民法院1951年下半年度收案594件，1952年下半年度收案1365件，增加2.2倍。沈阳市人民法院1951年下半年度收案189件，1952年下半年度收案366件，增加1.9倍。天津市人民法院1951年下半年度收案218件，1952年下半年度收案1575件，增加竟达7.2倍强。1953年上半年北京市人民法院收案616件，天津市人民法院收案1443件，与1952年下半年比较虽略有减少，但比1951年收案约增加2倍或7倍。劳资案件发生最多的是在职工10人上下的中、小工厂，手工业作坊及少数小商店。案件的主要内容是解雇、拖欠工资、复工、劳保福利以及违反劳动纪律等。
劳资案件增多的原因：主要的是，由于有些资本家对政府对于私营工商业的政策了解不够，因而怀疑顾虑，对企业经营抱消极态度，对工人店员抱戒惧态度。有的逃避资金，缩小营业;有的遇到困难，不积极设法克服，企图丢包袱，要求歇业解雇。也有一部分是不法资本家受到“五反”教育后不但不知悔改，反而对职工心怀不满、仇视对立，甚至采取“三停”(停工、停薪、停伙)及其他软硬花招打击报复。如沈阳市中孚铁工厂加工任务正常，设备亦较完善。只因工人在“五反”时检举了资方的“五毒”行为，资方即怀恨在心，藉口经营困难拖欠工资。工人们为了搞好生产，主动让步，答应资方所欠工资在生产赢利中分期给付，而资方反而得寸进尺，不仅继续无理拖欠工资三个月，且诬称工人李金城等(基层工会干部，“五反”中积极分子)劳动纪律不好，要求解雇，解雇不成，就非法停工。又如天津市与华造杼厂资方侯文华，“五反”时抗拒运动，“五反”后报复工人，藉口经营困难无力开工，非法停工、停薪、停伙，企图逼走工人。他们扬言“不解雇工人就不干了”，并偷偷将厂里的工具搬走，另与亲朋合伙经营。另外还有的是企业并非国计民生所需，或虽为国计民生所需，但经营不善，产品粗制滥造，销售滞呆，无利可图，因而引起解雇或拖欠工资纠纷。最近也发现有些资本家因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想藉故停业解雇工人，以致发生劳资纠纷的。
其次是，有相当部分的职工认为在私营企业特别是小工厂、作坊和商店中工作无前途、不光荣，愿到国营企业中去工作，因而不安心，劳动纪律松懈。有的是不顾可能与否，要求提高工资福利待遇，或不尊重资方依法应有的一部分“三权”。加之这些行业工会的基层组织多数尚不够健全，工作比较薄弱，以致职工中自发的经济主义情绪与“左”的偏差没有能及时克服。也使劳资纠纷不断增多。
此外，还有一部分案件其实并非劳资纠纷，而是独立手工业者与工徒间的纠纷。由于这些手工业者对政府的改造与发展手工业的政策缺乏了解，或由于某些工徒的“左”的情绪的影响，即态度消极，藉故缩小营业，或于解雇工徒后自己单干，因而发生纠纷。
二、法院在处理劳资案件中基本上正确地贯彻了“发展生产，劳资两利”的政策
对于资本家的各种不法行为给予了必要的制裁，保护了工人，维持了生产。如天津忠利成电料行，“五反”时查出是严重违法户，“五反”后对政府不满，仇视工人，抗拒退、补，连续十一个月不发工资，并以歇业解雇威协职工，使职工遭受严重困难，而资方则大吃大喝，存心拖垮营业。职工想尽办法团结资方搞好生产，资方不但不知悔改，反而鼓动同行，打击职工对抗政府。法院将该行资方扣押，经教育后资方作出清缴欠薪欠税计划，乃从宽判处徒刑半年，缓刑一年。该行工人反映资方自此以后确有悔改表现一积极经营。法院对于心存顾虑与戒惧而经营消极的资方，则耐心讲明政策，指出其错误，教育其积极经营生产。对某些与国计民生有利的行业因资方确有困难而发生的纠纷，帮助资方解决了某些实际困难，搞好劳资关系，使生产得以维持。
